【國際香港誌 08】「愛國史觀」的香港 (Patreon)

那麼，香港是從甚麼時候在「中華朝代史觀」主導的官方中國歷史大幅出現？

香港學者王宏志指出，在八○年代中後期、即確定香港主權移交安排之後，在中國大陸，才開始有一系列專門描述香港的中文書籍系統性出版，包括那時候才開始改治香港史的中國歷史學者劉蜀永的《香港歷史雜談》（1987）、李宏的《香港大事記》（1988）、金應熙的《香港史話》（1988）等。[1] 正如在本書引言指出，我們要特別關注這些歷史書寫「由誰來寫」、「寫了甚麼」，因為這些書籍明顯地有著特定的政治任務。這也不是甚麼隱秘，例如《香港史話》的作者以就正大光明地以三點概括了這本書的「任務」：「第一、要以較大篇幅扼要介紹香港前代事實。第二、要以介紹香港同胞的愛國傳統為本書重點之一。第三、要明確、簡要地論述一個半世紀以來香港經濟發展的歷程。」[2] 本來讀俄語的劉蜀永完全是為了「國家需要」，才半途出家研究香港，更是他深以為傲的「學者責任」。

一葉知秋，其內容無論多嚴謹，其意識形態傾向，可想而知。

以香港作為研究和論述主體的歷史書的第二波大規模湧現，則出現在九十年代中，即香港主權移交前、末代港督彭定康任內中英爭論之時，其中最受重視的包括余繩武和劉存寛合著的《十九世紀的香港》，以及余繩武和學生劉蜀永合著的姊妹篇《二十世紀的香港》等。[3] 短短十年間，這學派已經迅速成為「香港歷史研究權威」了。這些中國學者固然可以算是有若干香港身份，但他們的寫作團隊，其實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關係史第二研究室香港課題組。香港學者張少強指出，這些出版的背後「明顯地令人看到國內，由黨國帶動的知識活動在當時，有急於製造大量民族史學來奪取香港歷史話語權的傾向。」[4] 而王宏志亦指這類書籍的特色，在於「借助香港歷史論述來確立『回歸』的合法性和正確性；認定自己的工作肩負了這種重要和神聖的政治任務；並且所有論述都套在一個相當完整和嚴密的國家論述框架裡，個別作者並沒有多大自由發揮或闡述的空間。」[5] 當一般香港人毫不為意這場「話語權戰爭」已經出現，政權卻「高瞻遠矚」，早就制定了全方位戰略。

某程度上，在香港主權移交數年前，開始大量出現的官方香港歷史論述，除了是為了讓中國國內和香港讀者更了解「中國香港」外，更顯眼的是其中的政治宣傳、愛國主義教育意味。例如這些著作，都用花了很大篇幅來交代中英雙方就香港主權移交問題的爭拗。借用劉蜀永的「中國本位」說法，以香港歷史論述推動「回歸歷程」的任務，就是「將香港歷史的真實面貌告訴讀者，從而為貫徹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保持香港長期穩定和繁榮，提供一些有益的歷史籍覽」；[6] 而這種任務的「現實意義」，主要就是為了對應所謂「人心回歸」的問題。為了建立對「祖國」的認同，這類官辦書籍傾向否定港英殖民地政府的任何貢獻，卻反覆強調「祖國」對香港發展提供的幫助，以及塑造香港人民「自古以來」均心向「祖國」、深曉民族大義、反對帝國主義等符合官方論述的套版形象，哪怕這套論述在香港主流社會當中，其實非常陌生、非常外來人（alien）。

形勢比人強。

這種史觀不但逐漸泛濫地出現在香港主權移交前後的學術界及出版界，更逐步被系統性地滲入到各級香港教科書裡。台灣學者陳麗華及吳雯婷透過研究香港主權移交初期的初中教科書，發現當中多採用「祖國」、「同胞」、「回到媽媽的懷抱」等感性字眼，來強化學生的愛國意識，這和港英時代的教科書明顯迥然不同。其中關於香港殖民歷史和二戰的書寫，均是為了「建築一段充滿國仇家恨的共同回憶，以此激發港人身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覺」，[7] 這種民族主義導向的愛國教育，亦是香港百多年來所未有。朱維理亦指出，主權移交前後的中學中國歷史課本，即加入南京大屠殺的記載及史事，以穩固香港本地社會的民族觀念。[8] 

而到了《港區國安法》生效後的2020年，香港忽然迎來「二次回歸」，「新香港」的中國歷史課本除了在形塑「天朝主義」及所謂「回歸祖國」上，繼續起了很大的作用，種種以煽情主導的「愛國教育」，例如「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愛國教育」一類中國大陸式做法，更是毫無保留地橫空出現。至於老師、學生是否接受，已經不再是政權有興趣、有耐性顧及的微枝末節了。

由此可見，中華朝代史觀應用在「中國香港」之後，逐漸變形成了一種所謂的「愛國史學」。在《香港人之香港史》中，蔡榮芳對這種「愛國史學」有以下七大觀察及批評，值得整段重溫：

「第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史觀為基點，斥責帝國主義對中國之侵略與殖民主義對華人之剝削。第二，以頗大的篇幅報道帝國主義如何發動戰爭，內奪取香港、九龍、新界等地。第三，也以頗大的篇幅討論中英外交協商與關係。第四，強調華人對香港經濟之貢獻。第五，強調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神聖領土，港人熱愛祖國，經常進行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統治的英勇鬥爭。第六，堅稱香港人民與中國內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反對資本主義之共同任務。第七，以中國為本位，以中國人的立場，來研究香港的歷史。認為香港只是附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無個別的特徵與權益。港人的反帝運動，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份。假如香港與中國之間，有利害衝突，則以中國為優先考慮。這是典型的『外國主義的史學』（Patryotic Historical Scholarship）」。[9]

至於香港「愛國史學」集大成的作品，無庸置疑來自香港特區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牽頭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所催生的「香港地方誌中心」。這個中心囊括了幾乎所有願意與政權合作的香港老中青各代歷史學者，以董建華為理事會主席、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為名譽贊助人、珠海學院校長李焯芬教授為首席召集人，召集人、委員除了有丁新豹、冼玉儀、梁元生等香港學者，自然還有劉蜀永這樣的中國歷史學者，涵蓋由政治、外交、社會、文化到娛樂、音樂、體育、電影、乃至自然地理無所不包的各個範疇，要為香港歷史寫下一錘定音的官方版本之意，溢於言表。當這套叢書陸續出版後，香港「愛國史觀」書寫剪綵的官方「信史」，就「堅如磐石」矣。

[1]  劉蜀永。1987。《香港歷史雜談》。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李宏。1988。《香港大事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金應熙。1988。《香港史話》。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2] 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33-35。

[3] 余繩武，劉存寛。1994。《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余繩武，劉蜀永。1995。《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

[4] 張少強。 2014。香港史與民族主義 。《思想香港》，第五期。

[5] 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 》。⾹港：⾹港⽜津⼤學出版社。

[6] 劉蜀永。1996。《香港的歷史》。北京：三聯。

[7] 陳麗華,吳雯婷。<形塑香港特區的國家認同 —— 中小學社會教科書之論述分析>。教科書研究第四卷第二期(2011 年 12 月)，25-59。

[8] 朱維理。<1960年代以來香港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文與二戰歷史記憶>。

[9]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港:⾹港⽜津⼤學出版社。頁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