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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四叔的小兒子在南卡羅來納州結婚,我從香港飛到美國參加婚禮,另一位堂弟、即伯娘的兒子則從他Microsoft工作的西雅圖坐內陸機過去,這是我們身處世界各地少有的同代聚會。四叔四嬸的大女兒在波士頓大學教育系畢業,然後一直留在紐約的中學教數學;小兒子讀財務及會計,現在是對衝基金的senior analyst。他們的另一半都是土生土長美國白人,下一代是否還會說華語,自然要看做化。

我雖然在美國讀書,也到過不少美國地方旅遊,但南卡羅來納州還是第一次去,也偷閒和堂弟到那裏的歷史古城Charleston 遊覽了一下,在心靈煩擾之際,乃久旱逢甘露(順帶一提,當地的歷史博物館有一個很詳細關於南北戰爭的展廳,屬於意外驚喜)。一問之下,才知道四嬸有美籍台裔親戚在當地有大房子,她們一家團聚就是在那裏,正好用來做結婚場地。美國的婚禮很大自然、很少繁文縟節,不過晚宴習慣不大跟隨檯號就坐,因此不時要回答一式一樣的ice-breaking問題。由於當時是香港形勢最緊張之時,回應那類問題,難免心中頗不耐煩。

是的,堂弟的婚禮正好是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警方圍攻中大、理大圍城那幾天。婚禮之後,我順道到華盛頓、紐約探望一些朋友,包括美國政界、學界的友好,大家的焦點,自然都是香港。當時那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還未通過,兩大戰役的戲劇性畫面,絕對對國會全速通過起到重大作用。有關當時拜訪的人、及有關的第一身觀察,有些還未方便分享,但能分享的都已發表在當時《明報》的幾篇長文(這類文章在「新香港」也是不可能再發表),不贅。

由於香港形勢如此,我在南卡羅來納州和四叔、堂弟的話題,自然也離不開香港,和堂弟談的大多是伯娘的改變(如前述),和四叔談的則和我自己有關。原來我母親在我出發之後,曾專門致電四叔,要他勸我「小心點」之類,但自然是所託非人。四叔反而提點我,說他看香港的形勢反映這個地方應該「差不多了」,是時候認真想想離開到哪裏(而不是是否離開),也重申說他從未相信過「一國兩制」,1974年離開香港時,就預計了會出現這樣的事,現在不過是中共圖窮匕現。其實這幾年間,他不時會問我有沒有興趣到美國工作,也不時提點說不要對中共存有任何幻想。他反而說可以幫我儘量說服父母離開,雖然他也覺得父親退休後接觸外界少了,比從前保守了,但相信他不會反對我任何計畫。簡而言之,他覺得我應該先安頓好下一代,不要進退失據。

那時候,香港的運動表面上如火如荼,但從北京採取魚死網破的處理手法,其實已經可以預計這是一場endgame。然而,對此誰不知道?我認識的朋友當時的心態,都是有點豁出去,一方面盡做,另一方面做好最壞打算,11月的美國行,更堅定了這一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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