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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很喜歡唱歌,也很喜歡聽歌,特別是他那個年代的英文舊歌。家中那些「Golden Oldies」一類唱片極多,久而久之,我對那些歌的熟悉程度,也非常驚人,幾乎是一聽intro,就知道是甚麼歌。

我結婚時,父親上台唱的是《My Way》,我知道他從前也在某些場合唱過這個,覺得歌詞很有意思。他曾說過在那些工程師社交晚宴,總是有一個人爭咪獻唱,以為自己是大明星。後來我才知道,這人是政府工程師陳裘大,他的兒子名叫陳奕迅。

父親除了喜歡這裏談過的Elvis Presley,經常播放的playlist包括黑人組合The Platters、Connie Francis、Patti Page、Paul Anka、Nat King Cole、Engelbert Humperdinck之類。他說過當年教會推出Pat Boone和Elvis Presley抗衡的故事,雖然他循規蹈矩,卻不喜歡循規蹈矩的Pat Boone。

小時候,父母會用英文歌教我英文,他們都很喜歡Doris Day的《Que Sera Sera》,又名《Whatever Will Be Will Be》,中文應該意譯成「隨緣」,歌詞簡單講出人生不同階段的期盼與無奈。這種宿命感,一直在我父親言行中淡淡流露。而我每次聽到這類歌詞,例如那時代關正傑的《相對無言》、區瑞強《少年行》,到了近期薛凱琪《給十年後的我》、RB《未來見》,我都會想起父親。

雖然我很熟悉那些歌,但真正有感覺的不多。直到長大後,才越來越欣賞Nat King Cole的非英文歌,他的西班牙文系列,就在我的playlist經常播放。

由於父親成長在英文歌的時代,加上在英國留學,一生人都沒有離開過這些歌曲的氛圍。我感覺到了那些音樂之中,才是他如魚得水的年代,但他和過渡期後的香港,已經越來越incompatible。他那個年代,一切都是可能的,科技急速發展而未成熟,政治全球都在變革而未見底。今日卻是鳥籠處處,一篇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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