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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在皇仁的任教經歷,家人其實沒有怎麼和我說,但他任教多年,我自然會在不同場合,遇到他當年的學生,從中也可以重構歷史。例如科大社會科學系的蘇耀昌教授、理大歷史學者何冠環教授,都是我後來在學界認識的,他們都是祖父的學生,也和我說過不少趣事。

他們印象最深的,就是祖父的客家鄉音,相信這在皇仁當中也頗為罕見。祖父任教物理、數學,經常問學生「識唔識計」,發音卻是「食唔食雞」,似乎這成了那一代學生的集體回憶。到了我的年代,這些已經成為教授的皇仁舊生,依然會向我流傳這些故事。

鄉音的背後,卻反映了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全球化」盛況:香港成為東西方冷戰的緩衝地帶,各種「外國勢力」雲集香港,卻可以和平共處;同時中國各地精英紛紛逃難過來,一時間各種方言、口音都在這個大熔爐並存。

現在回看,不少來到香港的上海人曾經當香港是「新上海」,福建幫則當香港是「新福建」,而當時並未有廣東話的絕對優勢,於是香港就同時流傳不同語言、方言。就算是到了我的年代,印象中到過一些同學家中,他們和上一代都是以上海話、福建話、客家話溝通的。

在皇仁這類英式學府,雖然師生必然會取笑不同口音,但卻是不帶惡意的,最終也是把五湖四海徹底融合到了香港。就像我的年代,比我大一年的超級狀元蔣濛也是新移民,廣東話也不無口音,不但讀書時代就是廣受尊敬的傳奇,年前更成了美國國務卿龐貝奧的科技顧問,直接參與制定反制中國的對華政策。要是沒有皇仁的多元文化,人才是不能培養的。

這種胸襟與視野,自然並非今天定於一尊、一切要由上而下規劃的那種思維所能理解。西方的成功,正是有賴不同大熔爐的和而不同;香港過去百多年的成功,更是如此運作。可惜這和中國講求的舉國體制,恰恰相反。未來的皇仁書院,假如還能維持由下而上特色的十分之一,已經很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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