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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悉陳健民教授到達台灣,來年出任國立政治大學客席教授,非常欣喜。雖然得知他打算來台已一段時間,但時局變化莫測,還是等到成功入境,才是抵壘成功。

事實上,在「新香港」,研究「Hong Kong studies」的社會科學、歷史學者,恐怕再也沒有大空間;即使是從純粹學術角度,以台灣為基地,也是大勢所趨。這就像五、六十年代的China studies以香港為基地,原理、邏輯,一模一樣。

說來,陳健民除了是耶魯大學的師兄,也曾是我的鄰居:我從前住在沙田,他就住在同一座大廈的樓下,同一個電梯就會到達,而他在家中會以茶道待客。在佔中之前,他和香港特區政府、乃至中國政府的關係都很好,做過王維基公司的非執董,一度以廣州中山大學的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為家,做過中大中國研究聖地USC(現已執笠)主任,也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貢獻良多。明顯地,那時候他對中國社會發展前景是充滿希望的。

雖然那時候的我,已經比現在「溫和」得太多,但他還是不時提點我「唔好咁激」。例如十年前發生「次主權」事件,他就建議不要搞大,記得他說過「不過我知你都係唔會理,如果唔係你就係陳健民啦。」

佔中之前,他搞過一系列focus group,其中一個與我的婚禮日期重疊,他笑說「唔好意思,要同你搶人。」當然,他和戴耀廷都有到我的婚禮,印象中那時候香港各路人馬還可以勉強溝通,於是我是安排了反佔中的周融坐在同一台。但我是從第一天就很看不好佔中的,也曾和陳健民說過幾次,當時我的感覺是逼唔到北京,亦會慢慢流失民氣。

到了他因為佔中坐牢之後,曾在中大那間酒店食飯,居然他在獄中,也有留意運動期間我的一系列文章,笑言似乎我們的角色又要顛倒了。除了很佩服他在獄中讀了很多書,和順道當作社會學field study的功力,他兼顧家庭的責任,也令我難忘。

記得他被控期間,我曾見過一些來自大陸的common friends,忍不住問為什麼那些人身攻擊的文章針對個人就算了,何解還要針對家人?對方連說「對啊很不應該」。但這就是國情。相信他的家人,那段日子,相當難挨,也不會希望他再走上前線。

最初,聽說有關方面對「佔中三子」還是會分開處理,但到了最後,明顯地,這個政權不會再分得那麼細。不過和2019年後的濫捕濫告相比,2014年還是相對克制的:以我理解,當時有中介人曾促成政府和學生的對話,後來談判破裂,負責談判的林鄭也承諾過,對「成年人以外的學生」從輕發落,最後也果然沒有太多學生被秋後算賬。也可以說是陳健民等承擔了所有責任。

反送中運動之後的陳健民,明顯比佔中期間低調,而他對香港的付出,已經遠遠more than enough,自然不應該再承受任何風險。希望他在台灣,能和家人一起享受久違的平靜。

漫漫長路,念念不忘,總有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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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請教授改一下「收容」嘅字眼。為何不用「吸納」二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