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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港大到了退休年齡之後,自然要退休。但又一如其他那個年代同事的慣例,延任了幾年,之後又再教了幾年part-time。很明顯的是,他雖然口說佛系,但心底裏和其他教授一樣,從不希望退休。

他一生人只打過一份工,就是香港大學。而他到英國讀書前,也是在香港大學畢業。他對港大那種感情,我是很難理解的。他家中從不放什麼獎座之類,但那塊港大長期服務感謝狀,就一直擺在當眼處。相反,他說他退休清理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博士論文丟進垃圾桶。

如前述,他對港大師生關係越來越疏理是有感的,對校內行政越來越非人化是不滿的,談到北京政治干預校園、例如發動左報批鬥被提名為副校長的陳文敏教授,感到很過份。但他也覺得沒有什麼可以改變,又想不到有什麼可以做。我想,這代表好一些人的心聲。

他本來就不喜歡社交應酬,退休後更大條道理,閉關讀書。我是擔心他的精神狀態的,不過母親是一個每天都有不同小事擔心的人,這反而又keep him occupied。轉眼間,一年又一年。以我認識的他,肯定會不斷思考人生的意義,但也肯定不會和人討論。

雖然他對新香港看不過去,但也不想離開。和母親不同,她一而再再而三再四再五叫我不要走,又再六再七到再一千叫我不要亂說話。但父親說的是,我要是想離開就安心離開,不用擔心他們,他們能照顧自己云云。他這樣說,反而是我最不想離開的動力。

其實疫情期間,他們隨時可以出來團聚,但就是擔心,覺得香港已經最安全。這多少是被特區政府病態式的宣傳抗疫影響。父親知道我擔心,可以安慰說隨時可見、不急著一時。母親說的自然相反,每天都說「風燭殘年」、「人生倒數」之類。

他們不但意識形態屬於兩個極端,待人接物、人生智慧,同樣是兩個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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