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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伯由於是祖父的長子,一直有協助帶大其他兄弟的角色,本來很有主見,但因為娶了一個非常強勢的太太,才令這一面逐漸褪色。而他本質上和祖父其他兒子一樣,都是典型的理科思維:他離開香港前在瑪麗醫院當放射治療師,提前退休到加拿大,有一種慢活的生活態度。他喜愛的蔡琴、Karen Carpenter、希臘女歌手Nana Mouskouri、紐西蘭女高音Dame Kiri Te Kanawa、意大利女歌手Caterina Valente、還有林燕妮,完全反映了一個時代香港中產的品味。

我小時候,很深印象他和我討論過以下問題。大概早就察覺我「誤入歧途」,於是他問我怎樣看二千多年後,文科人還是要讀柏拉圖、孔子,好像從無進步過,但理科的研究日新月異,每天都有新猷。

「那多糾纏二千年在同一批文本,又有甚麼意思呢?」

當時我覺得這問題很thought provocative,而不懂回答。其實到了現在,我也不很懂回答。

當然,理性上我知道文科的理論、哲學,探討的是終極人文關懷的問題,會隨著時間變遷,而出現新的應用和處境。但不斷糾纏同一批問題,對社會進步有沒有貢獻,其實隨著我進入大學,反而越來越質疑。

這些年來,眼見九成同僚發表的新學術論文,明顯都是為交數而產生。而演算法下,公共空間的真知灼見同樣越來越少。相反AI、大數據的發展真的一日千里,顛覆我們思維模式的確是科技,而不是理論本身。假如重新選一遍,確是沒有理由不研究big data management的。

所以我從小到大,就很坦然面對喜歡讀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原因:千萬不要強行賦予自己改變世界的光環,也不要催眠自己說讀的東西多有意義;喜歡就是喜歡,和喜歡一個人、一本書、一種嗜好,沒有分別。

同一道理,每當我遇到讀文科、而天天都說要改造宇宙的同輩,我條件反射,就會敬而遠之。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若有人以這樣的心態入行,一生人只會越來越酸溜溜,到頭來改變不了社會半點,卻會成為社會的負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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